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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美国向中国借钱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准得到提高，也促进了美国人生活水准的上升，中古噢也从中获得巨额贸易盈余。中国将其中大部分投资美国国债。这相当于，在过去10年里，平均每个美国人从中国借得4000美元。
1996年，中国第一次积累起1000亿美元的外国资产，主要是以美元的方式持有。到2001年，这个数目翻了一番；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又增加了6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名列次席的是日本，外汇储备仅有中国的2/3，但它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近2倍。中国的外国资产70%是美元，另外还有一些欧元和日元。中国对美投资大多数是保守的，主要是回报率低的产品，如国债和联邦债券，而不是显眼的高风险的黑石式投资。因为由美国政府支撑的国债和债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保险的投资。它们的利率比公司债券低，在过去的两年里，它们4%~5%的年利率，已赶不上美元对人民币5%～6%的贬值速度。
美国人偶尔争论，如此严重地依赖由外国政府控制的钱到底是利还是弊？与此同时，中国人自己也争论，这笔交易对他们来说是否值？
哈佛大学校长萨默认为这种现象很怪异。他指的怪现象是，一个自己的诸多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国家，会让这1万亿美元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地方流向一个成熟富有的地方。上海与华盛顿气候相仿，但它的公立中学没有暖气，冬天走进一间教室，你会看到40个孩子，每个人都穿着厚厚的冬装，他们的呼吸在空气中形成白雾。北京的气候更像波士顿，冬天的傍晚，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马路牙子旁边，忍受着漫长的等待，奋力登上拥挤得令人绝望的公共汽车，然后在拥塞不堪的道路上度过数小时。这就是中国样本大都市。更好的学校、更多的公园、更完善的医疗保健、更清洁的空气和水、更畅通的城市下水道，中国都还没有，或者说还远远不够。在个人收入水平上同样如此。大工厂里工人的平均工资收入约160美元/月，耕田的收入还只有这一小部分。大多数中国人觉得他们在前进，但他们的起点非常低。
那么，为什么中国还将自己的钱输送到美国？对于这种怪现象，经济学家会解释说，中国到目前为止有世界上最高的国民储蓄率。这听上去很令人敬佩，但如果过于极端，就表明中国经济没有跟上世界其他地方的步伐。相比较，印度的储蓄率约为25%，这表明印度人民消费了他们共同生产的东西的75%。最近，美国的储蓄率有时候为负数，这意味着它消费的东西多于它生产的东西，不足部分通过进口弥补。
中国的储蓄率是令人惊愕的50%，在和平时期，在任何国家都可能没有这样的先例。这并不意味着平均每个家庭储蓄其所得的一半——尽管中国的个人储蓄率也很高，大部分中国国民收入是以几乎看不见的方式被“储藏”起来的，以外币的形式保存在国家手中。不过，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此之快，虽然消费水平受到限制，但大多数人依然感到一年富过一年。
第二部分：中国看重发展
假如美国一名消费者花30美元，在美国最大的药品零售连锁店CVS购买一支欧乐电动牙刷，除去销售商CVS和欧乐公司拿走的利润，最终有3美元（小商品的平均百分比）流到加工生产的中国工厂，生产厂家因此获得数百万美元的收入。但是，中国制造商不能直接使用美元，它需要人民币支付工人工资、从其他厂家购买原料以及纳税，因此，它必须将美元拿到当地商业银行，比如说深圳发展银行，兑换成人民币。
在其他主要国家，像深圳发展银行这样的商业银行，有权决定如何处置它们吸纳进来的这些美元，或将之兑换为欧元或日元，或将之直接投资到美国，或发放美元贷款，总之，选择它们认为回报最高的项目进行投资。
中国的商业银行无权做这些，它们必须按照官方的汇率，将大部分收进来的美元上缴中国人民银行。
随着每天数以万计的交易，美元在中国人民银行不停地集聚，准确地说，每天增加十亿多美元，其增长速度甚至比美国的贸易逆差要快得多，因为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也用美元支付。
此后，中国人民银行将美元上缴给国家外汇管理局。然后，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将美元投放何处，以获得最好收益：一些进入美国股票市场，一些转换为欧元，大多数购买了安全的美国国债。这样美元重新流回美国，被注入到美国的货币供应中，再次用于消费，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
普通中国人在以上任一环节中，都不能决定将这些钱送到美国。事实上，这些钱的大多数在任何一个环节上都根本不在人们的掌控之中。通过这种方式维持汇率稳定，保持中国出口的旺盛，使工厂处于繁忙状态。在中国政府眼里，这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手段。但随着国内储蓄的增多，麻烦问题是，中国总体消费占其所得比例太少，尽管部分中国富豪消费额甚巨。
这是中国制造的交易。官方控制了大部分在美国的账面财富，作为交换，政府不断创造新的工厂岗位，为乡村的穷人制造机会，缓解中国的社会张力。尽管中国老百姓还没有享受较高的生活质量，但他们一年比一年过得好。它们避免了潜在的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避免这个国家数十年累计的增长成果毁于一旦。
第三部分：金融维护和平
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和对美投资战略，引起国外观察家们臆测纷纷。
美国和中国的分歧是多方面的，包括贸易、外交、环保，尤其是中国台湾问题，甚至像9年前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任何挑衅，中国都可能考虑使用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具备的杠杆和武器。没有中国每天输入的10亿美元，美国难以保持其经济稳定或维持美元不倒。
那么，中国会使用这种武器吗？合理的答案是“不会”，因为那也会严重地伤及自身。它们这些年来以美元持有的国民储蓄会遭到破坏，他们依赖美元消费者的工厂也将会付出代价。
萨默称今天的安排与冷战时代“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战略平很广一样，是“金融的恐怖平衡”。当初，美国和前苏联都不敢想对方是用核武器，因为那会招致报复性的毁灭。夸张地说，类似的情形也适用于美元。中国不能停止向美国人提供美元，如果停止，那么，中国所持的美元也会遭到毁灭。只要这种事物的逻辑不变，这种体系就会顺利运行。
有过大萧条经历的美国人，深切的了解真正崩溃带来的痛苦，如今的中国人，同样会受它们国家上个世纪的苦难，没有人愿意重现那些悲剧的场景。通过妥协与合作，逐步化解各种风险，才是共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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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第二部分，明显发现这又是一个体制问题。
中国的政府部门从来都是这一届管这一届的问题（关于某些官员用有限的时间去捞无限的资源的这种敛财行为暂不去说），所谓的经济效益，追求的向来也只是报表上那些喜人的数字。我们不断强调可持续发展，但短视现象仍旧随处可见。（扯远了）
不知是中国人特有的习惯还是全世界人民都有的通病，我们是不喜欢承担责任的。看《鹿鼎记》，每当其中有要韦小宝拿注意做决定时，他便推三阻四，或探他人口风，或用激将法，让别人把自己想说的话给先说出来。古时候人与人之间是这样；放到现代，部门与部门之间亦是如此。部门与部门间的互相推诿，形成了一个圈，找不到突破口，自然降低了工作的效率。而因为这低效率所造成的损失，又因为责任制的不明确而无法得到弥补和补救。自然，进一步的改进措施也就不知从何谈起了。俗话说法不责众，所以我们重视的往往不再是成功与否，而是明哲保身，即因怕犯错误或有损自己利益，而对原则性问题不置可否的处世态度。
将中国人民的劳动所得重新放置于美国市场，以便它们有足够的资金来再次购买我们的劳动力来赚取更多的利润，而将我们自己的基础建设放于一边按部就班慢慢搞，这是怎样一种无我的精神。谈到我们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也许80%的人的情绪中有80%是骄傲，但这骄傲的外汇储备的背后，是巨大的浪费和极不完善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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